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王雅婧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沙漠治理方面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果？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下一阶段中国荒漠化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围绕相关问题，记者对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荒漠化治理与修复研究室主任丛日春进行了采访。

问：目前，我们国家在沙漠治理方面取得了哪些显著成果？

丛日春：中国荒漠化防治整体上来讲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林业勘察设计院每5年会发布一个全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报告，最近一次报告是201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还剩261.16万平方公里，跟上期监测结果对比，5年间净减少了12120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是172.12万平方公里，跟上期相比净减少9902平方公里。这已经是我国连续10年实现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缩减”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华网2019年的一个报道。报道说，全球荒漠化面积是3600万平方公里，占陆地面积的1/4。更为严峻的是，全球荒漠化土地面积仍然以每年5万到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扩大。所以，我们国家的荒漠化减少是在全世界荒漠化面积逐渐扩大的情况下发生，这相当难得。

问：塞罕坝、库布齐、毛乌素……近年来，这些曾经的沙漠地区逐渐被治理成绿洲。中国的治沙模式经过哪些阶段？

丛日春：我国的治沙模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全民动员向沙漠进军的起步阶段，主要是建立防护林场，进行飞播造林实验等。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4年我们跟联合国签订防治荒漠化公约。这段时间，国家投入了更大的力量，推进了一些大的工程建设，比如“三北防护林”工程。第三个阶段叫提质增效、综合治沙阶段，是从1994年到现在，我们开始更加全面、系统地来推动荒漠化治理工作。

问：我们这些年治沙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经验？

丛日春：我国的治沙经验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和政府把防沙治沙作为一个国家公益事业来做的。因为荒漠化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我们党做任何事，都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本着为人民群众带来美好生活的目的来推动这件事，这是中国最好的经验，也是其他国家学不来的，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自己的私利。

其次，我们的治沙是政府主导，也就是政府出面做大的工程项目规划，很多规划都是全国性的政策规划。更重要的是我们明确了各个地方的责任，各地都签署了防治荒漠化的目标责任状，层层压实责任，确保这个事情能够落实下去。

再次，我们的治沙防沙是全民参与。没有全民的热情投入，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成就。特别是沙区人民对于防治荒漠化这件事情，付出了许多辛劳和汗水。今年“七一勋章”的获得者石光银就是一位治沙英雄。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褒奖，也是对我们所有治沙工作者的鼓舞，显示了党和国家对治沙工作的重视。

治沙不是一件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事，需要坚持不懈、久久为功，要有自己可能享受不到自己治沙成果的思想觉悟。这一点，我们的广大治沙工作者可以说做到了。我们国家的治沙工作，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靠的就是坚强毅力。

最后一点，是科技支撑。从技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国家的治沙技术是国际领先的。这些年来，包括中国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院在内的相关科研机构都做了很多技术研发，大量科研成果的诞生为中国荒漠化防治提供了重要支撑。

问：下一个阶段，中国荒漠化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未来还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

丛日春：对荒漠化防治，最早我们叫防沙治沙。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理念在改变。不仅防沙治沙，还要用沙。比如我们开发一些特色经济林，提出了沙产业这个概念等。沙漠也是地球上的一个资源类型，也有它的价值，下一步，我们要在遵循自然规律的情况下，消除沙漠带来的危害，利用好沙漠资源，变沙为宝。

就难点来说，我们治沙这么多年，最早治理的都是好治理的地方，到后面都是难啃的骨头。可以说，越到后来，治理难度越大。那么出路在哪里？我想还得靠科技。所以我们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加大新材料、新方法、新工艺的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用沙与治沙结合。如何让沙区人民生活变好同时又不破坏当地生态，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这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问题。前期我们通过治理，形成了一些优质生态资源，后期，我们需要在保护好环境的前提下，把这些资源盘活，让治沙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这需要我们建立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转化机制。这个工作除了需要技术外，还要有政策、经营模式、商业资源投入，需要社会各方的力量来共同促进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