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清明。

阿奶去世后，每年清明，都会在阿奶墓前放一束花。后来父亲去世了，父亲的墓前也有一束花。阿公的墓前没有花，有清水和酒。

阿公是喜欢花的，1984年阿公去世的时候我11岁，记忆中他所谓的小花园其实是他的药圃的牡丹、水仙、玉兰、芍药、菊花、月季、海棠、菖蒲、锅铲叶……四季有绿有花，阿公告诉我，这些都是药，可以治病救人的。治病救人吗？幼时我眼中的阿公只是一个每顿饭固定喝点小酒、喜欢喝小罐茶、空闲时躺在椅子上给我讲“酥蛋鸡”、孙悟空、宋江等故事的白胡子老头。稍大些能识字了，我才知道阿公不识字，那个“酥蛋鸡”其实是“苏妲己”，他那时的学习凭的只是口口相授。再大些，我知道了阿公是一个擅长跌打和肝肾疾病医治的草医，用四邻八乡的人的话来说，阿公是一个了不起的医生。

作为最受阿公宠爱的长孙女，我在读小学前一直是阿公的小药童，跟着他东跑西跑去采药出诊，“这是苦胆草，这是黄花菜……”

采药的种种在记忆中其实已经很模糊，但有一件事却刻在了记忆中。在离我们家10多公里的一个叫两匹枋的山区寨子，阿公凭着自己的医术让一个卧病在床多年的老奶奶重新能够走路，最后一次复诊的时候他带着我去。记忆中，是对山高树密一定会有老灰（家乡把狼叫做老灰）的恐惧，是绝对不能多待更不能吃饭的坚持；是裹着小脚走路还不够利索的奶奶在路口的哭泣；是奶奶的女儿一大早就出去摘回来的那碗“黄泡”和一大捧“撒秧花”。在70年代末期，煮罗锅饭加煮鸡煮腊肉是家乡待客的最高礼遇了，是老奶奶一家对没有收一分钱的阿公的感激。最终我们没有吃那顿丰盛的饭菜，阿公说我吃的黄泡、拿的花就是药钱了。虽然路很远，那捧花我还是带回了家，阿奶说那是她见过最好看的“撒秧花”。

阿奶也喜欢花，因为在她看来花不但好看还可以吃。粉团花、南瓜花、荷花，都会变成我们家桌上的菜，吃得最多的是小白菊，每年小白菊开花时节总会力争吃上一次菊花汆肉，这个习惯一直沿袭至今。阿奶是一个在她那个年纪的人中少有的有一双“解放脚”的爱笑的矮个子老太太，一个连“老天”这个词语都不讲，觉得“天地国亲师”是不能用言语亵渎的从不讲粗话的人。阿公去世后，阿奶竟然也成了乡野间专治妇科和小儿疑难病症的名人。她七十多岁的时候视力已经很不好了，但她还是坚持在老房子里生活了好多年才去了保山叔叔家。那时候因为眼睛不好，加之阿公的小药圃因为无人打理已经很破败，她总是到街上找那几个固定的人买草药。她给人看病通常是不收钱的，偶尔会留下一点看病人带来的饮料、糕点之类的东西。她总说这家不容易那家有困难，能帮一点是一点，她觉得这是积德行善。最奇异的是，就凭跟着我们小时候描我们用过的作业本、看我们读连环画、在哪里捡到一张有字的纸都要找人问一问的她，到“出山”给人看病的时候竟然也可以写一些简单的医嘱了。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父亲作为长子没有继承阿公的医术，我不知道原因，我只知道阿公口中的父亲很忙：他去修九甲大坝、他去建水泥厂、他忙于新机器安装、他忙着搞技改。阿奶口中的父亲很能干：读书是同龄人中最好的，老家房子的木料是他扛回来的，老家菜园子的地那么肥是他到处挑灰捡粪培出来的，结婚的那个木橱柜是他自己做出来的。在母亲的口中，父亲是那个总是把菜地挖得很深、有空就要去寨子里修路捞沟闲不住的人，是一个为了不让我儿子玩游戏和他斗智斗勇拉电闸的人。在小时候的弟弟口中，父亲是一个“重女轻男”的人，后来弟弟上大学的时候这个用词早已变成了“男女平等”。在儿子口中，父亲是一个数学特好，但炒肉味同嚼蜡的人。在外人眼中，父亲是一个“子弟”的会做各种农活的“工作人”。而我眼中的父亲，是一个写得一手好文章，会吹拉弹唱，但也会带我们拿鱼捉泥鳅的人。父亲爱花，院子里桂花玉兰茶花兰花栽了很多，都不是什么名贵的花，但父亲乐此不疲。院子里有一个水塘，也被他改造成了一个花房。现在，它就是一个水塘，水塘里有鱼，上面是一个凉棚。在父亲的心中，家是美的，他一辈子都在为家更美家人更好而努力。

又是清明，我要去父亲墓前告诉他，过年的时候弟弟和儿子都从昆明回来了，除夕的时候弟弟和侄女包的饺子更好吃了，儿子第一次学做的罗宋汤在团圆饭桌上一亮相就赢得了赞扬。

家，是平常的烟火，是永远的思念。又是清明，墓前，依然会放上那束花。（鲍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