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魏征，在回答唐太宗“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的问题时，直言不讳地说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列举出“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以偏听偏信的反面案例，进言唐太宗“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

魏征的话并非危言耸听，偏听偏信，危害甚大。语本《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指出“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一句话道出听信一面之词的坏处。

兼听则有诸多益处。邹忌以“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讽谏齐威王“王之蔽甚矣”，告诫齐威王别人有求于你时，只会讲你的好话，令齐威王设奖赏以听进言，满一年以后，想进谏的人已无从可说，燕、赵、韩、魏等国听说后纷纷拜访齐国，而后齐国不必用兵就战胜了敌国。

广泛听取言论，受益难免参差不齐，成效显著与否，往往与辨别能力相关。《吕氏春秋》早就言明“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若在听的过程中不知分辨，不明是非，就会出大乱子。可见兼听并不是全盘接受，而要“慧眼识珠”。听的越多，杂音越多，带着慧眼去辨别，弃其糟糠，善于分辨不适用和片面的意见显得至关重要。还需保持“冷水浇头”的清醒，偏听偏信者易被好话“围猎”，所以贤明者往往选择“亲贤臣远小人”，摒弃喜欢听好话的心理，寻求意见多听对方给自己指出的“痛处”，秉持忠言逆耳利于行。

兼听则明，可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主动听，积极听，无需提醒的自觉是兼听者应有的素养。《孔子家语·致思》提到“吾有三失，晚不自觉，悔之何及!”自己的过失发觉的太晚，已无可挽回。故此开门纳谏应该常态化，坚持吾日三省吾身，让“听”实现量到质的飞跃，时时能为困境服务，能为自我修养的提升补充养分。

兼听这味“良药”，党员干部应当多吃。听的方式多种多样，可以在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听，可以到生产车间、田间地头与群众拉家常时听，还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等平台听。同事和群众是党员干部“听言”的主要对象。身边的同事，因着在工作中接触最多，对彼此的脾性、工作特点了然于心，熟知对方的长处、短板，交流中“红脸出汗”必定有的放矢，把脉开方上相得益彰，“听言”的效用也会大大提升。群众是党员干部“听言”取之不竭的源泉，“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问政于民，精准地施政于民，人民群众是党员干部兼听的良师益友。

颜之推说得好：“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党员干部当作贤明之士，乐于兼听明辨是非，多听强壮己身。是以“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隆阳区板桥镇纪委 杨林艳）